瑞典妈妈心中最理想的台湾幼儿园:“美语都是随便上,主要都在玩!”

如果小孩和与外界隔离的母亲相处时间太长,将有害儿童发展。至于公共托育的专业教师,将有助于孩童在公共托育的环境中成为具有民主素养的个人。

三年前,带着快满四岁的孩子回台湾,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幼儿园。还在瑞典时,才三岁多的路比已经从妈妈和朋友的对话得知台湾幼儿园的现况,对我千叮万嘱:“妈妈,我绝对不要去要写字的幼儿园”

挑选幼儿园这件大事

其实不用她交代,我们选幼儿园只有三大原则:一、不选连锁式的幼儿园,从《血汗超商》这本书就可以了解,连锁企业总是肥了大老板,苦了第一线的员工;二、不选要写功课的幼儿园;三、不选双语幼儿园,除非双语是母语及官方语言。

为何这是我们选幼儿园的三大原则? 

一、台湾幼儿园有七成为私立的营利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大多收费昂贵,但第一线的幼教师并没有良好的待遇,而且专业自主性不高。一如连锁超商常让社区的柑仔店无法生存,连锁式幼儿园常压缩其他较小规模私立幼儿园的生存空间。此外,连锁幼儿园的教师在制式规格下,更难有专业自主,而且通常无法与幕后最大的老板协商。 

二、私立营利幼儿园的高收费通常标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许多都只是按表操课,课程型态不外美语、数学以及额外收费的才艺课程。但这种强调竞争、分科学习的幼儿园,并不符合孩童的发展原则。

对于幼儿来说,“玩”是最好的学习,因为玩乐中的孩子无不五感全开、创意无穷。小朋友是在玩沙、画迷宫、爬上爬下等各种游戏中发展大小肌肉,如果太早写字,不但不符合小朋友发展,反而有害他们成长。 

三、有的幼儿园强调“双语教学”甚至“全美语”。然而,语言学习需要的是自然情境,在脉络中有意义地学习,而语言学家更强调“一人一语”的重要。例如,我在瑞典的朋友,她跟孩子讲中文,她丈夫跟孩子讲拉脱维亚文,他们两人之间以英文沟通,孩子在学校则讲瑞典文,到后来她的孩子四个语言都学会了。在幼儿阶段,重要的是先有好的母语基础。母语就像树木的主干,之后的语言学习就会开枝散叶。但在台湾并没有美语的自然情境,如果幼儿的母语都还未发展完全,就把他们放在刻意营造、断裂的美语学习环境中,最后往往美语没学好,中文也很糟,母语则完全不行。此外,幼儿园外师与中师经常有不同待遇,这等于在不自觉中让孩子误以为“西方 / 英语”优于“本地 / 母语”,甚至认为这种国际位阶与种族歧视是合理的。这不但是揠苗助长,甚至是错误的学习!

我们很幸运,在新竹找到一间私立幼儿园,其中一位老师是地主的女儿,而园长自己就是老师。那里的老师平时都用客家话聊天。路比回台湾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天公啊,落水哦,阿妹啊~”,不认识的人还以为她是客家孩子。路比最喜欢的,就是暑假“一三玩沙、二四玩水、星期五做古早味”的课程,还有游泳池、脚踏车以及给孩子种菜的菜园。

虽然她们还是有美语、MPM 数学之类一般私立幼儿园都有的课程,但经我确定“美语都是随便上,都在玩”之后,就很放心地让小孩上学去了!【注1】

一年后,我在高雄找到专任工作。之所以选择移居高雄,原因之一就是孩子的幼儿园。早在孩子七个月大、我们和瑞典教师一起参访五甲社区自治幼儿园时,我就向园方登记排队──虽然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台湾,也不知回台之后会落脚何处。这家幼儿园是非营利的私立幼儿园,强调“公民共办”与“社区参与”。公部门只补助设立时的费用,并提供较便宜的场地租金,承办的民间机构则在运作后自负盈亏。承办幼儿园的是彭婉如基金会,他们参照瑞典的“参与式民主”,成立“社区自治委员会”,结合官方(主管机关代表)、民间(包括基金会代表与社区代表)及相关利益团体(在此为幼儿园教师及家长)而组成。课程方面,则完全没有制式课表,也没有课本或作业,而是从孩子的经验发展主题教学、带孩子认识社区植物与环境,并和社区居民互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社区社福中心活动或是高雄反核游行中,总有五甲社区自治幼儿园的参与。 

我选择幼儿园的经验,似乎十分违背主流想法。有些家长说,虽然她认同我的作法,但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时,仍然备感压力。别的家长总是努力栽培小孩,别人家的孩子两岁就会背唐诗、三岁就会认字读书,无论ㄅㄆㄇㄈ还是加减乘除,全都难不倒。不但如此,还可以表演钢琴、小提琴、芭蕾舞。相较之下,自己简直就是“懒惰的父母”。 

敏感的读者也会发现,“亲职”论述对“父母”的规训,其实只有针对“妈妈”,而不期待父亲做到这些。父亲只要能像房子与房车广告里的爸爸那样,“给”妻子儿女一个窝、能掌握方向盘,在假日“带”全家出去玩,就是成功的男人、头顶上有光环的父亲。而妈妈只要少做了一件事,不管是没喂全母乳、没精读育儿宝典、没选购能刺激小孩发展的教具书籍、没送小孩去学各式才艺,就是“不尽职的妈妈”。

孩子还是要自己带?台湾与瑞典的育儿论述比较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我如何强调易子而教的好处,大力称赞瑞典幼儿园老师如何训练小孩独立生活与独处的能力,可以让当妈的我一派轻松,但是当我跟他人讲起“我们家小孩一岁又两周就开始上幼儿园,她把幼儿园当小学念了六年”时,反应从轻微的摇头到大声高呼“夭寿!怎么那么早”,全都反映了她们的不认同──因为,“小孩还是要自己带”!

从主计处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在2010 年,未满三岁的子女有54.9% 是由15-64 岁的已婚女性亲自照顾。虽然比例上已比1980 年的82.75% 下降,其实仍遵循“自己照顾”的模式,只是由母亲转为“祖父母或亲属照顾”(祖父母照顾的比例,也由1980 年的14.64% 提高到2010 年的34.74%)。

也就是说,在1980 年,未满三岁的小孩有97.39% 是在自家中由母亲、祖父母或亲属照顾;2010 年仍有89.64%。因此,台湾社会强调“小孩还是自己带最好”的论述与实际育儿安排,在这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

育儿应如何安排,其实深受制度、论述的影响,这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意识型态,也会对女性、亲子、家庭,以及女性与家庭、劳动市场及国家的关系造成不同的影响。

瑞典妈妈心中最理想的台湾幼儿园:“美语都是随便上,主要都在玩!”

以我之前生养小孩的国家瑞典为例,我的孩子之所以那么早就开始上幼儿园,是因为市政府义务提供一岁以上婴幼儿的托育照顾,而且这样的福利服务不限于瑞典公民,只要拥有“居住权”的家庭,孩子就能享有托育照顾与教育。正因为有480 天的有给亲职假,供父母在小孩满七岁之前弹性请领,并提供一岁以上婴幼儿的托育照顾服务,父母才不用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抉择。2011 年,瑞典1-5 岁的小孩有85%都在幼儿园的托育系统里。在小学阶段,课后照顾也涵盖了74% 的6-9 岁小孩及17% 的10-12 岁小孩。普及的托育服务加上支持父母就业与育儿的政策,使得瑞典女性有高度的劳动参与率(平均劳参率82%)及生育率(平均每个女人育有1.9 个孩子)。 

不过,这在瑞典并非向来如此。在1960 年代,单薪家庭仍是瑞典社会的常态,父亲被认为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母亲则被视为主要照顾者,只有不到2% 的小孩待在公立幼儿园里(现今则刚好相反,瑞典的家庭主妇比例只有2%)!在当时,即使瑞典社会的主流育儿论述为“小孩自己带最好”,但社会中也开始出现对两性“双重角色”的辩论,认为应该让两性同时成为有职工作者与照顾者。这类性别角色的辩论与学术研究让瑞典亲职意识型态出现转变,学者也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生产出一套反对论述,把原先只被当成“个别家庭”要去安排的照顾需求,转变为国家政策要认真面对的“国家大事”。

瑞典妈妈心中最理想的台湾幼儿园:“美语都是随便上,主要都在玩!”

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小孩和与外界隔离的母亲相处时间太长,将有害儿童发展。此外,研究报告也认为公共托育的专业教师将成为儿童“爱的资源”,使孩童能在公共托育的环境中成为具有民主素养的个人。研究报告中所援引的教育、儿童需求与儿童心理发展理论,打破了之前认为“小孩最好自己带”、“应由母亲在家中照顾小孩最好”的观念。 

为了减少父母在亲职假期间独自在家照顾小孩,常有“婴儿车大队”相约一起散步郊游。 

除了委员会运用社会科学建立一套新的育儿论述,建议社会政策要能协助双亲成为有职工作者与照顾者,1960-70年代瑞典社会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运、妇运的社会脉络,也使得全职在家女性成为劳动市场所欲开发的重要劳动力,进而让“女性”的托育照顾需求转为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为了让女性加入劳动市场,瑞典从1970 年代开始一连串家庭政策的改变:1974 年开始,原本的“母职假”改为“亲职假”,让女性走出家庭的同时,也提供男性回家照顾小孩的管道。

1979 年,家中有12 岁以下小孩的父母,有权只工作六小时。瑞典政府更从1930 年代就宣示,要让整个国家成为“人民之家”,让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过程都有政府照顾,但到了1970 年代,才开始广设褓母与公立幼儿园的托育服务。

瑞典育儿论述重大转变的关键 

二十世纪初,瑞典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之际,家庭型态也出现剧烈变动。他们从过去全家人都在家从事劳动,转变为男性家户长出外工作赚钱,女性在家照顾孩子及家庭──所谓“男性养家”(malepeadwinner model)的型态。然而,在这类性别分工分明的家庭型态下,女性无法投入劳动市场,只能困在育儿与家务的循环中,使得女性不愿生育,造成瑞典生育率降低。 

1938 年,人口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女性若能在婚后继续留在职场,会更有生育意愿。此外,他们也建议应建立性别平等及对女性友善的职场环境(例如删除禁婚禁孕条款)。然而,这份研究建议却与当时瑞典社会的主流意识型态相违。 

这种“父亲工作 / 母亲照顾”的家庭图像一直延续到1950 年代。1951年,“日间照顾与幼儿园”的政策委员会报告,基于心理学与儿童的照顾需求,多数女性在孩子年幼时倾向在家照顾孩子,因此政策改革并非把小孩从母亲身边带走。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必须兼顾母亲外出工作的需求、双薪改善家庭经济的需要,以及社会需要女性劳动力等面向。此外,报告中也提到如果孩子都待在家中由母亲照顾,反而不易在团体中与人合作,不利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因此报告建议应广设国家级照顾机构,负责照顾六个月大到七岁的孩童。

然而,这份报告同样因为不符当时主流意识型态而遭搁置。直到1960年代瑞典开启性别角色的辩论、妇运与工运要求缩短工时及广设托育机构,以及最重要的,瑞典政府因务实考量决定开发女性劳动力,才出现以“双薪家庭”为主流家庭图像,进而支持男女平权的家庭政策。 

从瑞典家庭政策及托育政策的转变,让我们看到托育论述是变动的过程,有可能受到当时意识型态或政策所影响。例如,有些心理学会强调母亲与孩子的紧密连结,但我们却很少想到这也许是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所导致,而社会更以这类“自然”需求的理论来合理化、巩固既有的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以瑞典的托育论述为例,他们虽然不否认在家照顾对孩子的重要(因此也提供育婴假让父母有权利暂时离开职场在家育儿,并获得薪资补偿),但也考量女性发展、家庭经济、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而建置托育机构。

另一方面,政策需要有研究基础。但研究提出的建议能否实践却是各方角力的结果。例如,1930 年代“改善职场性别不平等”及“女性婚后持续留在职场,有助其生育意愿”,以及1950 年代“国家广设托育机构”的政策建议,都因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男性赚钱养家 / 女性在家照顾”的家庭型态与性别分工而遭搁置。要等到社会再度面临问题(如担心1930 年代的低生育率恐怕在战后婴儿潮结束后再度出现、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要、女性就业率提高,以及1960 年代开始西方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才可能重新获得重视,并开启政策改革的新方向。

教育是投资,还是权利?

我曾在大学通识及性别所课堂询问学生:“教育是投资,还是社会权利?”结果,被父母一路“投资”到大学的学生多数选择了前者。然而,瑞典主流论述却认为,教育是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希望透过教育消弭社会差距。一如前文中育儿论述的转变,这除了受到与性别平等息息相关的“性别角色论争”影响,更重要的乃是瑞典以工人起家的社会民主党将托育议题转变为性别中立的“家庭议题”,以“阶级平等”涵盖“性别平等”。 

从瑞典拉回台湾,社会所盛行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论述,则是将幼儿教育定位为可“投资”的“商品”(而非社会权利),如此家长才会大掏腰包,送小孩到各式才艺营利托育机构,也出现私立幼儿园占了七成的社会现象,而国家则继续袖手旁观不涉入托育。

台湾未来的发展会如何呢?先不论揠苗助长的结果会不会让孩子根本跑不到终点,我们不妨继续观察,台湾有没有不同的育儿论述出现?这些论述对于既有的观念与制度,会造成什么改变呢?

【注1】看了十分心动的新竹读者,请不要来信询问我这家幼儿园。由于地主的几个儿子听信炒作农地的仲介公司的话,决定将土地卖掉,也使得持分的几个姊妹难排众议。因此,这家优秀的私立幼儿园已因性别不对等的家庭协商、台湾农地炒作等因素,无法继续存在。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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